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核心地位，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力爭到2035年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這是黨中央對科技創新提出的更高要求。財政科技投入對促進科技創新能力發展具有重要的帶動作用。本文從全面準確理解二十大報告中關于“提升科技投入效能”的精神出發，系統分析我國在科技投入中的主要矛盾，進而開展制約我國科技投入效能的因素分析，最后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全面準確理解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提升科技投入效能”的基本精神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實施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和創新驅動發展三大戰略，這三大戰略為我國未來構建形成新發展格局提供強有力科技、教育和人才支撐；三大戰略之間相輔相成、相互支撐，構成一個大圖輸出有機整體。因此，不能孤立地就科技投入論科技投入，而是需要從整體視域探尋提升科技投入效能的宏觀路徑，兼顧眼前與長遠，既攤位設計著眼于解決科技投入本身的結構性、體制性和管理性問題，更要順應科技研究和人才成長規律，從長遠和整體視野統籌教育、科技和人才資源配置。
提升科技投入效能對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具有支撐保障作用。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 ①提高科技投入效能，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需要。解決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性、關鍵性的科技問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需要優化配置有限科技資源，國家科技計劃在方案和概算編制及項目部署上，體現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集中財力辦大事。②提高科技投入效能，是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的需要。在投入總量約束下，聚焦產業鏈、供應鏈關鍵核心技術，加大經費保障力度；同時，通過科研經費分配和使用機制制度改革，發揮舉國體制優勢，引導協同攻關，釋放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③提高科技投入效能，是厚植基礎研究、培育創新源頭的需要。著力解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科技研發經費投入結構不夠合理、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相對不足的問題。
提升科技投入效能必須堅持深化財政科技經費分配使用機制改革。國家財政科技投入是實施國家科技計劃、落實國家戰略需求、承載國家使命的集群式重量級投入，構成科技投入中的引領性力量。深化財政科技經費分配和使用機制改革，涉及經費分配結構、行業學科布局、研究類型分布、支出經濟分類、支持方式、資金使用政策等方方面面，牽一發動全身。財政科技經費投入對全社會科技研發活動具有強大牽引和杠桿撬動作用，尚需要在一些關鍵環節，如資金統籌、項目立項、項目管理、組織實施方式、相關政策銜接等方面，進一步優化調整。
提升科技投入效能的關鍵在于激發科研人員創新積極性。科技投入效能是廣大科研人員干出來的；提升科技投入效能的落腳點，最終是通過經費分配和使用體制機制改革，激發出廣大科研人員的創新積極性。科研經費分配使用的核心任務是遵循科研規律規范項目經費使用，參展建立完善相關基礎制度，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的經費使用自主權；按照多勞多得、適當統籌的原則完善績效獎勵，明確和完善知識產權收益分配，充分激發廣大科研人員積極性。
準確把握我國科技投入主要矛盾轉變
全社會科技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穩步增長，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基本形成
近年來，在國家財政加大科技投入的帶動下，經過企業等各類研發主體的共同努力，我包裝盒國科技研發經費總量不斷增長（圖1）。2021年，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以下簡稱“R&D經費”）達到2.8萬億元人民幣，升至世界第2位；研發投入強度為2.44%，雖低于2019年美國的3.0%、德國的經典大圖3.19%、日本的3.20%和韓國的4.64%，但已超過英國、法國、加拿大、意大利等發達國家投入水平。
國家財政科技撥款持續增長，2021年國家財政科技撥款達到10766億元人民幣啟動儀式，是2010年的2.56倍。2019年以來，盡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等不利因素影響，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加大，各級財政大幅度壓減一般性支出，但仍然想方設法增加財政科技撥款——2019—2022年連續4年國家財政科技支出穩定在1萬億元人民幣以上，財政科技撥款占國家公共財政支出比例穩定在4.1%以上。另外，國家還通過減免稅鼓勵企業研發投入，2020年國家稅收對企業研究費用加計扣除減免稅和高新技術企業減免稅兩項合計4583億元人民幣。
我國科技投入主要矛盾發生轉變
對科技投入主要矛盾的判斷，決定著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管理制度建設的用力方向；主要矛盾找到了，就能更好地瞄準制約我國科技投入參展效能的“痛點”“堵點”，對癥施治。隨著我國多元化科技投入不斷增長，科技投入總量嚴重不足的情況已得到很大改觀。總體判斷是，我國科技投入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從原來的投入總量嚴重不足，轉變為高質量發展科技支撐需要與投入效能不高的矛盾。做出這一判斷主要是基于3點理由：①科技投入大盤子從根本上取決于宏觀經濟景氣狀況。我國宏觀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經濟增長由過去的高速增長進入高質量增長新常態，短期內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不現實。②經濟決定財政。從財政收入看，在經濟新常態下財攤位設計政收入增長空間有限；從支出方面看，國防、教育、農業、社保等重點領域支出剛性大，而壓減其他剛性支出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不現實。③企業研發投入信心提振需要時間。從企業主體看，受預期減弱影響，企業投資信心和投資意愿提振尚需時日，企業新產品、新技術研發、購買新技術和技術改造的參展內生驅動力需要恢復。
面對科技投入主要矛盾發生的重場地佈置大轉變，在按照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做好增量投入的同時，更要將科技經費管理的注意力和著力點轉到提高投入績效上來：掃描定位制約我國科技投入效能的科技體制、管理方式和制度、項目和經費分配使用、生態建設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精準靶向施治，提高科技治理能力，把有限資金用在刀刃上。
我國科技投入效能亟待提升
近年來，我國科技創新取得了歷史性偉大成就：在最新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2策展021年我國已提升至世界第11位；PCT（《專利合作條約》）專利申請量達到6.8多萬件，排名世界第一；ESI（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論文數量、ESI論文被引用次數模型排都位居世界第二；在航天、高鐵、核電、深海、新能源、5G通信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科技進步貢獻率提升到60%，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保障作用越來越突出。在看到我國科技取得喜人成績的同時，也應清醒認識到我國科技投入效能亟待提升。
原始創新能力不強，成果質量不高，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2015—2020年我國發明專利僅占3種專利授權總數的19%；同期，我國在國外發明專利授權數占發明專利之比為21%。專利交易價格從一個側面也能反映出專利質量：2020年相對高價值的技術秘密、發明專利、計算機軟件、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生物和醫藥新品種等成交額之和，僅占我國技術市場成交總額的1/3。知識產權調查也顯示，專利轉讓費用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占比不到1%；其中，發明專利中專利轉讓費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僅占0.6%。而與此同時，我國從國外引進技術花費了大量資金，僅2020年從國外引進技術合同額就達到318.38億美元；其中，制造業264.91億美元，與國內技術轉讓成交額2397億元人民幣基本持平。
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一些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率在60%—70%。國家知識產權局跟蹤調查顯示，2017—2021年，我國國內發明專利實施率平均不到50%，其中科研單位在30%左右，高校發明專利實施率僅為15%左右；發明專利產業化率35.4%，其中企業最高為46.8%，科研單位為15.6%，高校為3.0%。這表明我國科研活動產出的專利質量還不高，不能滿足市場需要，專利供需錯位情況還比較突出。
資金使用效率亟待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不高是一個較為突出的問題。在科技界呼吁進一步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時，現實中一些科研機構和大學科研項目又存在大量結轉結余資金、結題不結賬、長期掛賬等情況，寶貴的科研經費沒有充分發揮出效能。
制約我國科技投入效能的因素分析
近年來，我國在科技體制方面開展了一系列的改革，重點聚焦科技計劃整合、科技評價機制改革、科研經費“放管服”改革、人員激勵、加強基礎研究等若干方面。總體來看，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現有改革仍然以增量改革為主，且存在現有政策不配套、操作性不強、落實不到位等問題，從而制約了科技投入效能的充分釋放。
體制性因素
體制問題的核心是政府科技管理職能轉變問題，體制改革主要任務是理順政府與市場、資源配置與經濟社會需求、政府部攤位設計門之間，以及中央和地方科技投入的關系，最終目標是解決經濟與科技“兩張皮”痼疾。
政府科技管理仍然以項目管理為核心，職能轉變相對滯后。①科技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大環境。我國科技體系的外部體制大環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即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因此，科技資源配置需要順應經濟體制大環境，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更多是通過制定科技發展規劃、編制科技計劃、制定政策等，引導市場主體投入科技研發活動。政府科技研發直接投入范圍，主要是市場主體不愿意投入的市場失靈領域，如共性關鍵技術、基礎科研、爭奪科技制高點前沿性技術研究等。②政府科技管理職能轉變滯后。科技計劃經費分配行政化色彩依然較濃——科技管理行政體系圍繞項目開展，與項目管理相關的組織、分配、驗收等成為科技主管部門的工作重點。近年來這一狀況有所改革——政府部門不直接管理科技計劃項目，而是交由專業機構組織實施。但從實踐來看，項目立項等決策管理仍由相關部門司局負責，專業機構則重點負責具體實施。③科研人員圍繞科技計劃項目轉。受這樣的體制牽引，項目承載著科研人員的職稱、“帽子”、學術聲譽、收入、福利等眾多功能。科研人員將大量時間用于申報課題、匯報、答辯、驗收等過程，耗費了科研人員精力，不利于科研人員潛心科研，進而影響科技投入效能。
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銜接不夠緊密。應該看到，我國創新型企業規模小、創新團隊相對較弱，國有企業創新動力和創新生態不足，客觀上也制約了企業創FRP新主體地位的確立，因此更需要國家科技力量發揮更大作用。但是，在國家科技計劃專項實施方案和概算編制中，有的項目并非基于企業和產業實際技術需求，而是基于編制組專家自己理解的需求，這導致立項項目與實際需求存在偏差。
科技評價制度亟待改革。科技資源供給與需求不對稱情況下，科技評價是科技資源配置的重要工具——科技評價是“指揮棒”，關系到大型公仔科研人員切身利益。科技成果評價在“破五唯”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具體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基于論文及影響因子的評價仍然慣性較大，科研人員需要花費主要精力完成單位科研考核指標；“十年磨一劍”的環境和土壤還不具備，從而制約了原始創新。在科技預算績效評價方面，仍然存在“重流程、輕效果”的問題，還沒有找準評價沈浸式體驗定位，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組織還不夠科學。
結構性因素
在既定科技投入總量下，投入結構是決定投入效能的重要因素，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才能最大程度發揮出資金效用。
在資源配置頂層設計“全”與“重”的關系方面，考慮行業和學科全覆蓋多些，聚焦重點關鍵領域相對不足。每個行業和學科都有需要解決的科學技術問題，國家科技計劃有所覆蓋可以理解；但是，一些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領域和薄弱學科決定著其他領域和學科的技術高度和創新成色，因此需要集中資源進行重點突破。國家科技計劃整合后，形成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等基本架構，重復、分散、低效、資源配置“碎片化”等問題得到一定程度改觀；但從國家科技計劃布局的專項（項目）看，貫徹“四個面向”、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資源配置原則尚有不足，更多是把專項和項目歸集到“四個面向”框架里，專項立項數量不減反增。一些專項定位不夠清晰，同一領域，如農業、信息技術、先進制造、綜合交叉領域等不品牌活動同專項之間、一個專項內子任務間缺乏統籌銜接，項目內容和概算交叉重復問題依然比較突出，因而降低了資金使用效益。
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的資金配置結構不夠合理，基礎研究投入相對不足。我國R&D經費內部支出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的占比由2010年的4.6%、12.7%、82.8%，變化為2020年的6.0%、11.3%、82.7%（圖2）；而2020年美國這一比例關系是16.4%、19%、64.5%，英國是18.3%、42.1%、39.7%，法國是22.7%、41.3%、36.1%，日本是13%、19.4%、67.6%，韓國是14.7%、22.5%、62.8%。2021年我國R&D經費投入中，基礎研究經費為1696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15.6%，增速較VR虛擬實境上年加快5.8個百分點，恢復到新冠肺炎疫情前兩位數的增長水平；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發經費比重達到6.09%，比上年提高0.08個百分點。我國基礎研究投入總量和占比有較大增長，但投入相對不足的問題還需要持續改善。
在科技主題配置方面，資源精準配置到“真問題”尚不夠凸顯。從國家科技計劃概算評估中發現，有的專項概算“穿衣戴帽”，即：專項在核心研究圈層之外設置了眾多外圍邊緣研究內容，課題設置過于細碎、發散疏離專項總目標，聚焦核心問題和國家戰略需求不夠，導致創新難度大的研究項目資金保障力度被攤薄。相對核心科技問題經費需求保障不足，一些不那么緊迫的、必要性存疑的項目分散占用了大量有限的科技資源，形成無效科研和資金損耗。
在資金支持方式方面，穩定撥款與競爭資助的問題仍有待優化。自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中央高校和中央科研單位基本科研業務費、“985”和“211”專項經費及兩者整合后的“雙一流”建設經費中的學科建設經費等穩定撥款機制設立以來，我國財政科技投入以競爭性項目經費為主的問題有所緩解。在機構層面，穩定與競爭關系問題初步解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穩定性經費逐步增長。但是，落實到科研人員層面，仍存在穩定撥款轉化為競爭性經費項目的問題。在對國立科研機構、大學等不同定位科研主體的區別化資助方面，仍然存在穩定撥款與競爭性項目資助定位不清等問題。
管理性因素
國家科技計劃宏觀層面統籌有待加強。①國家科技計劃專項任務和資源統籌力度需要加強。目前，國家已初步建立全息投影了有關部門牽頭的科技專項部際協調機制；但是，從專項實施方案和概算編制情況看，不同框架國家科技計劃專項差異化定位和邊界不夠清晰，科技計劃專項間任務、概算銜接還不夠充分，并且專項間任務和概算還有交叉重復。②國家科技計劃立項的應用類項目與其他部門部署的行業應用項目對接不充道具製作分。國家科技計劃項目許多是服務于產業的應用技術研發和示范類項目，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部門在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農業等領域也有項目和政策支持，但目前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部門間項目對接機制，“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資源缺乏有效共享，還沒有形成合力。 ③國家科技計劃與地方支持政策未形成有效聯動。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的立項與地方政府支持的研究項目、科技平臺建設、貼息等政策缺乏聯動性。
項目管理重立項、輕交賬。①前端立項環節，項目生成機制不夠完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凝練科技主題的機制不健全，圍繞產業技術需求的全鏈條梳理不夠精準，科研項目與產業需求對接不充分，立項項目與產業實際需求存在偏差。遴選項目的專家評審制度需要完善，內部人控制和道德風險（信息非對稱情況下管理人行為選擇與科學共識背離）會引致逆向選擇，不僅有礙公平，更會讓“誰能干讓誰干”的遴選原則打了折扣。②后端驗收機制弱化。沒有建立起剛性約束的交賬機制，立項和驗收歸屬一個部門，獨立性弱，缺乏公認的外部驗收評審主體。③在項目資金配置上，項目創新性與資金配置匹配性不強。項目研究的“鳴槍點”和“撞線點”模糊化，導致研發難度較大的項目經費保障不足；目標模糊、好交賬的項目經費配置有余，不利于發揮有限科研經費的作用。
基礎管理制度薄弱，規范化、標準化管理滯后。科技基礎管理制度還不適應巨大體量科研經費管理需要，重分配、輕管理，項目研究演進量化管理薄弱。績效管理觀念不強，沒有形成全鏈條、全方位的科技經費績效管理體系；對專項、專業機構、承研單位和項目績效，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適合各自特點的績效評價體系和展覽策劃組織體系。
鼓勵創新的政策供給協同性不足，直接投入與間接支持政策的加乘效應需提升。提高科技投入效能需要雙管齊下，既需要從優化直接投入結構上做文章，也要在支持創新的間接政策上下功夫。目前的著力點主要放在了如何加大財政直接投入上，運用稅收政策、金融政策、保險政策、政府采購、收入分配政策等鼓勵引導科技創新還有很大政策釋放空間。一些政策工具，如設立政府投資基金、資本市場融資、政策性貸款貼息、首臺套/首批次/首版本保險補助、績效工資總額核定、知識產權轉讓收入和個人所得稅稅制設計等，還需要持續補充加力并提高精準化。同時，政策間平面設計缺乏銜接會因政策相互對沖弱化政策效應。例如，科研項目間接費用可以用來績效獎勵，但績效工資總額控全息投影制的工資分配政策會減弱激勵。又如，科研項目結轉結余資金留用政策，若項目關賬形成單位凈收入就會面臨納稅而沖減資金支持初衷。
專項組織實施方式有待優化。從國家科技計劃專項概算編制情況看，多數專項仍主要沿用過去發指南、分課題的組織實施方式；雖然嘗試了“揭榜掛帥”“賽馬”等新的組織方式，但“榜單”精準性有待提高，“賽馬”上場和退出機制不健全；并且，這些新的組織方式資源配置多采取“雙軌制”，靠增量調整，存量調整力度不足。
關于轉變財政科技經費配置管理方式、提升科技投入效能的建議
做好“三個統籌”，提高科技投入整體效能
統籌政府與市場，用好“兩只手”。立足于全社會科技資源統籌，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突出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市場化程度高、競爭充分的領域，國家科技計劃的立項周期和項目調整很難適應技術迭代升級的快節奏，其應用技術研發要靠展場設計市場驅動，因此應主要以行業企業投入為主。國家科技計劃要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予以適當退出，政府對市場驅動領域的技術研發主要通過間接政策加以引導。同時，將騰挪出來的經費重點支持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前沿和重大共性關鍵核心技術研究，著力解決當前及未來發展科技瓶頸。
統籌教育、科技、人才資源投入。從表層看，科技投入效能是累積的科技投入產出更多具有創新性科研成果。從中間層看，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大國競爭的背后，是教育體系的競爭。科技投入要產出更多成果和產生更大貢獻，依賴于高質量教育體系；而基礎記者會學科、新型學科、交叉學科建設水平決定創新的高度和厚度。從底層看，決定科技創新水平的是一個國家培養了多少道具製作具有創新意識和能力的人才。沒有一流的科學家和具備創新活力的青年科學家，沒有卓越的工程師和大國工匠，很難取得顛覆性、原創性科技成果——砸再多的科研經費也不會產出期待的科技成就。因此，需要樹立系統性思維，從分配的源頭上加強教育投入與科技投入統籌銜接，一體化配置國家科技投入、教育投入和人才培養投入，形成投入合力。
統籌國家科技計劃經費。①加強國家科技計劃頂層設計。在國家財政科技經費的“閘口”環節，加強國家科技計劃專項之間、專項內任務之間的統籌銜接，減少項目和經費交叉重復，提高資金使用效率。②加強國家科技計劃與其他部門的統籌。完善國家科技計劃與部門產業促進政策對接機制，實現資源共享，形成合力。③促進國家科技計劃專項與地方支持政策形成有效聯動。在項目立項中充分考慮地方產業研發需求，建立與地方政府支持的科研項目、平臺建設和補貼等資源統籌機制，形成合力。
完善國家科技計劃項目全周期管理機制
完善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生成機制，把好項目立項關口。在科技投入資源配置前置環節，聚焦重點領域準確凝練核心需求，確保將有限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最急需、緊迫的方位和關鍵部位。完善專家評審制度，抑制內部人控制，加強道德風險管理。充分發揮行業管理部門熟悉行業狀況獨特優勢，發揮企業作為“出題人”和“判卷人”的作用，發揮學術組織作用，通過完善立項機制提高科技資源配置的精準性。
把好項目驗收關口，切實扭轉重立項、輕交賬狀況。改進項目驗收和綜合評價機制，實行立項機構和驗收機構分離，打破話語權內循環；提高評審、評價開放性，積極培育第三方評價機構，探索引入競爭對手評價、用戶評價，加強項目驗收信息公開和黑名單制。
強化國家科技計劃項目規范化、標準化管理，加強對專業機構考核監督。積極探索項目領域研究進展始態和增值態量化動態管理，提高項目立項評估、項目預算核定科學化標準化水平。加強對承擔組織實施國家科技計劃專項的專業機構管理，強化績效導向，加強日常考核監督，建立退出機FRP制，提高專業機構遴選開放性。
優化組織實施方式，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對不同類型項目采取不同的實施方式。基礎研究實行課題制，鼓勵自由探索。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著力改變原有課題制分散孤立、各自為戰的弊端；發揮政府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的組織作用，提高科技攻關的協同性、組織性，引導產學研聯合攻關。
創新、完善新型組織方式。改進“揭榜掛帥”，做好“榜單”，強化契約大型公仔精神，硬化目標考核和里程碑管理；“賽馬”方式需要建立退出機制，提高資金配置效率。
積極推進多樣化科研經費資助方式。探索無償資助與有償使用相結合，前補助與后補助相結合，以及資助與政府采購相結合。
加強政策協同，形成支持鼓勵科技創新政策合力
加強科技創新政策與產業政策協同。發揮財政資金杠桿撬動作用，綜合運用稅收、政府采購、貼息、保險補償、政府投資基金等，引導多元化科技投入。完善知識產權轉讓、績效工資等收入分配政策，讓科研人員有更多獲得感。加強資本市場融資支持，促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對接。
構建財政科技經費全鏈條、全方位預算績效管理體系，提高資金使用效能
樹立績效理念，完善交賬機制，將預算績效評價理念和方法融入項目評價、機構評價、成果評價和人才評價等現有的科技評價制度中，構建全鏈條、全方位的預算績效管理體系，發揮財政科技投入導向和杠桿作用。
加強國家科技計劃專項資源配置事前評估。①把好概算評估關口。專項概算是國家根據財力和研發需求配置財政科技經費的“水龍頭”，承擔貫徹國家科技創新支持政策的重要功能。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科技“四個面向”的總要求，體現質量導向、績效導向和貢獻導向，從實施方案相符性、統籌充分性、創新程度與資金匹配性、組織實施合理性、投入渠道搭配性，多維度科學測算專項研究任務資金需求；突出立項創新質量，體現輕重緩急，將有限財政科技經費配置到急需、緊迫的原始創新和重要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高財政科技經費使用績效，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有力資金保障。②突出專項和項目目標管理，強化交賬機制。將績效目標融入專項項目研究目標，構建可考核、系統性的專項總目標、項目和課題目標，引領項目研究更加注重產出質量和貢獻。
建立完善符合科研規律的預算績效評價體系，突出評價政策導向。①實行分類評價。基礎前沿研究類項目，重點評價原始創新取得的進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類項目，突出技術應用導向，評價的著力點是“用”，即能不能用、好不好用。②突出評價政策導向。注重成果質量評價，將過程評價交給承研單位；引導資源統籌，財盡其用。一些科研單位存量資金規模較大，但多數固化在課題組，單位層面統籌力度較弱，難以充分發揮存量資源效用，制約了科研院所更好服務國家戰略和本單位發展，運用績效管理提高集聚整合資金辦大事的能力沈浸式體驗。③引導科研組織創新，以適應不同科技研發項目特點。在完善現有PI（課題負責人）制的基礎上，對學科交叉融合、大兵團協同攻關的項目在資金保障、結余資金使用、新立項項目支持等方面上予以適當傾斜，通過設置相關評價指標引導科研組織方式現代化。④以評價促進體制機制改革。聚焦制約科研經費使用績效的專項統籌頂層設計、立項、驗收和專業機構實施能力等，發揮問題診斷功能。⑤在營造良好科研生態方面發揮作用。兼顧效率與公平，促進項目生成機制科學化、公平性。
優化預算績效評價組織，找準定位。重點針對國家科技計劃管理部門、承擔專項組織實施的專業機構和承研單位開展支出整體評價；減少微觀層面包裝設計的項目預算績效評價，把微觀項目評價交給管理部門、單位和學術組織。項目評價由單體評價逐步轉向項目群評價，如近年來對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群體項目的評價。為了全景觀察重點項目實施的科學價值、技術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重點項目績效評價實行全生命周期回顧式評價大型公仔，根據項目績效評價結果調整優化資金結構，對績效表現好的項目團隊持續穩定資助，同時可以減少占用科研人員的時間和精力。優化評價組織，加強部門協同、評價發起方與評價對象的工作協同，實行信息成果共享，避免重復評價；提高評價開放性，探索第三方評價和應用側評價。
加強評價結果運用，樹立績效理念。對績效評價較好的專項項目和科研團隊，在立項和延續支持等方面體現適當傾斜。對成果質量不高、貢獻不明顯的專項項目和團隊，嚴格預算控制。
（作者：劉文軍、黃豐雨，財政部預算評審中心；李賡，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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