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08靠設計公仔開放科學政策體系構建研究_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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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開放科學是一項全球事業,也是一項科學工程,其愿景、原則、效益與風險、關鍵環節、利益方與實踐、評估等,需要以政策工具為抓手。202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開放科學建議書》(以下簡稱《建議書》)發布,成為記者會全球開放科學的指包裝設計導性框架。2022 年,UNESCO 成立 5 個開放科學工作組,來推動全球開放科學行動與可交付成果。歐盟、美國等國家和地區及一些國際組織已發布開放科學政策或開放科學計劃,開展開放科學治理。

我國在 2021 年底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中明確提出推進開放科學發展。2022 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2022 年,我國研究建立開放科學研究理論和模型,提出開放科學成熟度指標體系,以及面向國家科技創新需要的開放科學路線圖。我國相關部委、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等也從數據管理、科技期刊、基礎設施、基礎研究合作方面推進我國開放科學實踐。2022 年11 月 6 日,我國在第五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開幕式上發布了《關于國際合作的科研行為的倡議》;該倡議積極倡導包括開放科學在內的 8 項具有全球共識的科研價值觀,旨在與國際同行一道,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這也是中國科技工作者為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融入全球科技開放合作的一項重要實踐。當前,我國還未出臺以“開放科學”命名的政策。本文采用政策內容分析方法,研究構建我國開放科學政策體系,旨在為我國開放科學頂層設計、整體布局提供依據。

開放科學政策的價值

《建議書》為全球科學關鍵問題提供解決思路

《建議書》在 2021 年 11 月正式發布后,成為全球開放科學政策指導性框架,受到全球學界廣泛關注。《建議書》明確了開放科學定義,提出開放科學主要支柱包括開放式科學知識、開放科學基礎設施、科學傳播、社會行為者的開放式參與、與其他知識體系的開放式對話;強調開放科學的核心價值是質量和誠信、集體獲益、公平和公正、多樣性和包容,建議會員國根據國際法并結合本國政治、行政和法律框架,在共同認識、政策環境、基礎設施、能力建設、激勵機制、創新方法、全球合作 7 個領域同時采取行動;對開放科學中的知識產權、私企參與、科研誠信、國家合作模式等關鍵問題提出具體指導思路。《建議書》也為我國推進開放科學政策建設提供了參考。

全球開放科學政策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加速器”

2022 年 3 月,UNESCO 呼吁重點關注開放科學政策作為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加速器”,這與 Woelfle 在 2011 年提出的“研究加速器”觀點一致。2022 年,開放科學政策工作組主要開展 3 個方面工包裝設計作:指導建立開放科學政策和政策工具的全球儲存庫;討論開放科學政策制定的關鍵步驟和挑戰;制定開放科學政策指南。工作組討論的問題包括:開放科學的主要政策需求是什么;創建和實施開放科學政策的主VR虛擬實境要挑戰是什么;現有成功的開放科學政策的亮點是什么;面對的挑戰,包括開放科學的一人形立牌些關鍵參與者的認知,加強準入、開放、參與和協作的政策設計和工具的多樣性,為出版物和研究數據的開放、必要的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培訓提供財政支持。這些也是我國開放科學政策建設中需明確的內容。

開放科學政策為我國科技創新政策體系增強開放包容治理內涵

我國的科技創新政策是由科創要包裝盒素、科創主體、科創環境、科創環節 4 個維度構成,以體系化框架協同推進科技創新工作。對《建議書》進行政策內容分析,發現《建議書》作用于我國科技創新體系的全部 4 個維度,且主要作用于科創要素維度中的平臺設施、人才管理、知識運用,科創環境維度中記者會的國際合作、科研誠信、財政支持,科創主體維度中的科技投資者,以及科創環節維度中的信息技術(圖 1)。因此,開放科學政策可以被認為是一類科技創新政策。楊衛首次提出從開放性和包容性 2 個維度來表征開放科學的拓撲特征,在科學研究的 4 種象限中,開放性治理的對象是開放知識,包容性治理的對象是多元主體。《建議書》強調的開放性治理內容是圍繞知識的運用、創造、權益,相關的開放科研基礎設施平臺,以及適應開放科學的培訓、教道具製作育、數字素養,投資科創環節的創新技術。《建議書》強調的包容性治理內容是圍繞參與主體的開放科學投資者重要性,以及相關的國際合作、開放科學文化與激勵措施。這些開放包容的政策內容,將可能提升我國科技創新政策施行效率。

全球開放科學政策發展態勢及我國的政策應對

我國尚未制定出臺命名以“開放科學”命名的政策。依據《建議書》中對開放科學的定義,基于本研究項目組建設的“科技政策匯”數據庫,檢索包含有“開放”“共享”“合作”等措施的政策文本,并以“開放獲取”“開放數據”“科學基礎設施”“科學治理”為主題標引這些政策文本。截至 2022 年 10 月,筆者團隊收集 2002 年來我國以上政策文本 408 個,涉及綱要、規劃、管理辦法等文件類型。同時,筆者團隊收集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日本、加拿大、歐盟等國家或地區的開放科學相關政策文本 300 余個,用于政策比較分析。

開放科學政策全球態勢

國際開放科學政策發布數量逐年上升。基于收集的國際開放科學政策文本,分析發現國際開放科學政策發布數量在 2013 年、2016 年、2021 年有 3 個高潮(圖 2a)。開放科學治理主題的政策數量最多,在2021 年達到峰值(圖 2b)。發布開放科學政策最多的機構是政府,其次是科研機構(圖 2c)。美國發布的開放科學政策數量最多,其次是歐盟(圖2d)。這與UNESCO 開放科學政策工作組近期對不同國家開放科學政策發布數量的一項調查結果一致。

開放科學政策的重點在于推進創新。從國際政策文本分析數據來看,來自國家、科研機構、科研資助機構、國際組織等的開放獲取政策和開放數據政策不斷出臺,期待推動國家創新。在芬蘭、法國、加拿大、荷蘭、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發布的國家開放科學路線圖或開放科學計劃的愿景中,芬蘭政府擬增強科學研究的本質探索,深化科研與社會的關系,歐盟期待在研究數開幕活動據管理方面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并確保歐洲科學家充分受益于數據驅動型科學,加拿大希望向所有人開放科學并能最大限度地造福于國家福祉、健康和經濟。

國家政策仍是推動開放科學不斷深入并全面實現的關鍵因素。2013 年,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頒布《提高聯邦資助科學研究成果獲取的備忘錄》,在該強制性政策的推動下,美國成為全球機構知識庫數量最多的國家。截至 2023 年 1 月,根據開放存取知識庫目錄(OpenDOAR)統計,美國機構知識庫數量已達到 922 個。2022 年,OSTP 更新開放獲取備忘錄,要求美國聯邦資助科研成果在發表后立即提供公眾獲取(機構知識庫發揮作用),并將 2023 年定為“開放科學年”;在 2023 年 1 月宣布推進開放獲取新行動,包括:新的資助基金、改善研究基礎設施、擴大新興學者的研究參與度、增加公眾參與機會,隨后,美國 10 個國家機構都各自提出了實施計劃。

開放科學政策推進科學治理規范化、法律化、國際化。2013 年,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開放獲取期刊指南(DOAJ)、開放獲取學術出版商協會FRP(OASPA)和世界醫學編輯協會(WAME)發布第一版《學術出版透明與最佳行為準則》。2019 年塞爾維亞政府將開放科學寫入國家法律,要求所有受塞爾維亞教育、科學和技術發展部資助的研究產生的出版物強制開放獲取(OA)。2022年,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制定的開放科學政策規定基于重大設施開展科學研究形成的數據、軟件、硬件的開放均需遵守 CERN 安全規則。歐盟“地平線 2020”資助的 TRUST 項目發布《在資源貧乏地區開展研究活動的全球行為準則》,支持在全球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區之間建立基于公平、尊重、關懷和誠實的長期公平科研關系。

我國開放科學相關政策發布不足

我國開放科學相關政策的發布圖譜與國外政策的不同

基于以上的國內外 700 余個政策文本,繪制開放科學政策發布圖譜。從整體看,我國開放科學相關政策的發展進程、發布數量與國外相當。分主題看,我國的“開放數據”政策、“開放科學治理”政策與國外相當,但“開放獲取”政策在發布數量、最新政策發布方面與國外差異明顯(圖 3a),我國“開放科學基礎設施”政策起步較早,但在近幾年的發布數量明顯放緩(圖 3b)。

我國現有政策措施與《建議書》政策行動領域的差異

為了與《建議書》政策行動領域“(ii)營造有利于開放科學的政策環境”及其 10 個具體行動內容做比較,同時適合我國法律框架、我國政策體系實際情況,本文設計了我國政策行動推進指標(表 1)。指標 1:建立制度,從國家政策制定到參與者執行,建立層級推進方式。具體指標是“制定國家級法規制度”“建立多機構協調制度”“增強政策包容性”;指標 2:推動實踐,從國家到科研機構開展多主體行動。具體指標是“推動科研機構實踐”“推動研究機構、大學、科學聯合會、學協會等多主體協同實踐”“推動社會公眾實踐”“推動知識生產協同”;指標 3:支持保障,建立實施道路上的創新機制。具體指標是“完善評價激勵機制”“優化科技營商環境”“健全投資政策體系”。

以表 1 中的“我國平面設計政策行動推進指標”來編碼前文分析的我國 408 個政策文本,得到 5 144 條政策措施,進行政策分析。從整體上看(圖 4),我國政策措施已符合《建議書》的政策行動內容,但零散、重復分布在不同政策中,行動力度有強弱之分:在建立制度上,多機構協調制度是主要舉措,制定國家級法規制度的行動較弱;在推動實踐上,社會公眾實踐、多科學主體協同實踐是主要舉措,知識協同生產的行動較弱;在支撐保障上,健全科技投資體系、完善科研評價和激勵機制是主要舉措,優化科技營商環境的行動較弱。從國務院及其所屬部委發布的國家級政策來看(圖 5),2021 年以來,國家加強完善評價激勵機制,完善中外科技期刊同質等效、分類評價的學術評價機制,但在制定國家級法規制度、優化科技營商環境、建立多機構協調制度、推動科研機構實踐等行動較弱。

我國基于開放科學的創新驅動發展模式及政策需求

開放科學知識鏈演進推動新范式出現

開放科學知識鏈演進方向

楊衛在開放科學研究法理中提出了不同科學研究象限的開放性和包容度治理,以及圍繞著知識創新鏈的價值提升模型。開放科學倡導的開放包容推進知識創新鏈向正向動力學方向演變,同時也降低創新鏈中存在的負向影響力,這與《建議書》在開放科學定義中提出的“一種新的范式”相吻合。

開放科學創新范式與目前流行的以數據驅動為特征的第四范式相輔相成,并體現了以開放的數據為主體在知識創新鏈的發展過程中的若干個動力學方向。創新鏈(Innovation Chain)方向,指知識和數據在開放科學的加持下向關聯學科的常規演進、知識鏈延伸的動力學過程;隨著開放科學的推進,對應知識和數據的通俗度不斷加大,其可實現的總價值也不斷增高。泛化(Generalization)方向,指知識和數據在開放科學的加持下向關聯學科的演進,逐漸加大其影響力和應用場景,從而加大這些開放數據總價值的動力學過程。協同(Synergy)方向,指知識和數據在開放品牌活動科學的加持下,不僅其影響力和應用場景逐漸加大,且由于融通作用而使得其科學高度進一步上升,從而倍增這些開放數據總價值和震撼力的動力學過程。升序(Ascend)方向,指在保持開放數據總價值不變的情況下,其對應的理論高度不斷攀升的過程,這一般對應于較成熟的知識部門的動力學發展。應用(Application)方向,指在保持開放數據總價值不變的情況下,其對應的理論表達高度不斷下降、逐漸接地氣的過程,這一般對應于創新知識鏈向下游的動力學演化趨勢。夸大(Overstate)方向,指由于科學數據的表述理論高度不斷攀升,而使得其開放內容越來越脫離知識和數據的主要受體,開放性變差,而導致開放數據總價平面設計值下降的動力學過程。重復(Duplication)方向,指應該得到保護的數據和知識產權由于不斷的盜用和重復發AR擴增實境表而產生貶值的動力學發展趨勢。下滑(Downslide)方向,指由于數據的濫用和低俗化,其對應的理論表達高度不斷下降、同時價值也不斷下降的過程,這一般對應于創新知識鏈向下游的無節制演進而導致的低俗動力學演化趨勢。

我國科學界的開放科奇藝果影像學實踐現狀

對征集到的我國科學界 140 多個開放科學實踐案例進行分析,發現我國科學群體已在科研的不同環節采取開放科研模式,它們與數據密集型科研范式(第四范式)、eScience、融合科研、科研智能化等科學范式存有一定相似度,但更具有開放性和包容度,且覆蓋到科學研究的所有學科、不同階段,這讓開放科學范式具有不同于其他范式的顯著特征。

科學研究起始階段的科研組織創新模式(Generalization 階段)。我國國家微生物科學數據中心推出“全球模式微生物基因組測序計劃”(GCM 2.0),建立全球模式微生物基因組測序合作共享網絡,制定了國際微生物領域第一個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級別的數據標準,為《生物多樣性公約》履約和《名古屋議定書》中的生物資源跨國轉移及惠益分享機制等國際合作,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北京師范大學通過聯合來自全球 36 家實驗室,創立國際“信度與可重復性聯盟”(CoRR),作為首個國內領銜發起并主導的國際神經影像大數據共享計劃,CoRR 迅速表現出巨大國際影響力和學術號召力。

全球科學研究中的數據平臺合作模式(Synergy階段)。“地球大數據科學工程”建立地球科學沈浸式體驗大數據共享平臺,推動地球科學大數據全息投影共享,促進地球科學研究及社會經濟建設,構奇藝果影像建智慧地球,支持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基于全球地質大數據與更加高效的超算方法,“深時數字地球”(DDE)重建完整的生命演化歷史,這其中包括地理學家、生物學家、氣象學家和數據科學家基于數據平臺的合作。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和歐洲網格基礎設展場設計施聯合連接第一個中歐跨大陸云聯合試驗平臺,以支持空間物理和結構生物學案例研究。

科研產出的開放共享模式(Ascend 階段)。中國科學院科技論文預發布平臺 ChinaXiv 以預印本的開放、快速的交流方式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認可。新型多媒體 OA 期刊 iMeta 在其出版中融入視頻、可重復分析、社交媒體宣傳方式,以提升宏基因組學和生物信息學研究成果和實驗方法的開放共享。在農業領域,中國農業科學院各研究所的論文、專利、數據、資源等科研產出,通過“農科機構知識庫聯盟”平臺,面向全國農業科技創新工作人員提供獲取。

創新成果的公開監測和用戶評價模式(Application 階段)。清華大學開放獲取論文管理服務系統與校內科研管理系統、清華學者庫系統的互通互聯,實現出版物的規范化管理與開放訪問廣告設計服務。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年度發布全球 OA 期刊排行榜報告,研發了全球論文處理費(APC)監測工具 APCheck,研判全球 OA 期刊 APC 的合舞臺背板理性。2022 年科大訊飛公司發布的訊飛翻譯機 4.0,按照用戶追求的更簡潔操作、更便捷交互,增加了 AI 翻譯機新標準。

我國開放科學創新場景擬合

正如第四范式與其他 3 種范式并存且協同作用一樣,當前我國科學研究模式也是“新、舊”并存。在傳統的科學研究模式(圖 6 左上角綠色部分)中,科研人員出版科研成果、在高影響力期刊上發表論文、提升個人影響力仍展覽策劃是重要環節。在開放創新模式(圖 6)中,合作聯盟、多類型資源開放共享、數據平臺、創新產品產生成為重要環節,這些重要環節實際上對應著全球開放獲取創新模式、開放數據再利用效率提升、全球創新產品治理 3 類態勢。以上新、舊兩種模式的交匯之處在于科研論文是否選擇開放獲取(開放出版、預印本模型)。

基于開放科學研究法理與我國開放科學實踐案例,擬合出我國開放科學創新場景:①開放獲取的創新模式,將從開放論文發展為更多類型科研產出(論文、預印本、專利、科研數據、分析軟件、創新產品)開放共享,并影響到對科學研究者/集體的創新影響力構建;②數據再利用效率,從科學數據的共享,發展為更多層次、更多來源數據的一站式基礎設施平臺建設;③全球開放創新產品治理能力,治理內容是增強開放學術交流與國際包容合作,治理目標是產生集體創新產品,創造全社會和全球福祉,實現創新集體的全球影響力。

我國開放創新場景的近期與長遠政策需求

(1)我國開放科學創新場景發展存在的問題及政策需求。我國開放科學當前實踐中存在一些具體問題:①科研產出開放共享問題。開放知識是支撐開放科學時代科技創新的基石之一。2014 年,《中國科學院關于公共資助科研項目發表的論文實行開放獲取的政品牌活動策聲明》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關于受資助項目科研論文實行開放獲取的政策聲明》相繼發布,對所資助項目發表的科研論文鼓勵開放獲取,但當前我國還未制定國家層面的開放獲取政策,開放獲取的關鍵參與者、成本、道路仍未明確。有必要盡快進行適應性政策變革。②開放數據平臺高效率建設問題。開放數據是支撐開放科學時代科技創新的知識再利用基石。我國持續推進開放數據管理,有布局、有平臺、有原則,但存在數據共享程度低、平臺建設各自為政、增值不足等數據再利用問題。建立開放科學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政策,推動出版物數據、與研究相關的數據、大型科學儀器和大科學裝置產生的數據、分析工具軟件與平臺,甚至來自科技企業的專利數據,將能支撐更有效的開放科學創新活動。③全球影響力與競爭力的評價問題。在開放科學場景中,基于科研成果出版的個人學術評價方式將發生巨大變化,轉變為以群體(跨團隊、跨領域、跨地域)的全球科技創新產品應用為主的科學傳播方式,這種轉變將直接導致對開放學術、開放科研激勵、科技開放傳播、國際合作等政策的新需求。④獲得國家支持的問題。為了獲取全球出版數據,當前我國圖書館已經為之在支付數據庫采購費用,但只解決了部分數據在一定范圍的獲取。如何推動全球科研產出的開放獲取、如何推動我國科學家參與開放獲取,國家還需要統籌測算合理的開放科學基金。

(2)我國開放創新場景與全球開放創新生態啟動儀式還存在距離,這也需要我國為開放科學發展作出長期規劃。從創新過程的角度分析,開放科學和開放創新的內涵具有一致性,開放科學在創新的不同階段都發揮作用,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在不同創新階段開放流動,加速開放科學創新、開放式創新、公眾創新和負責任創新。這樣,社會的開放創新、全球重大問題的解決將在一種開放和包容的生態中得以推進,由不同參與主體、在科學研究的不同階段開展開放創新實踐,為滿足社會需求來提供高質量的創新產品(包括新理論、新方法、新產品等)。因此,以開放科學研究法理為引擎,基于開放式創新生態模型,描繪全球開放創新生態理想框架(圖 7),包括多元主體、資源共享、流程再造、集體創新產品生產、知識外溢,這就使得我國開放創新場景為了實現從現狀到理想狀態的發展,需要持續加強政策建設,以推進更多利益方的開放性、資源共享中的包容與共生性、創新流程再造中關鍵主體利益,以及產生更多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產品。

我國開放科學政策體系框架及行動建議

制定推進我國開放科學發展的關鍵政策建展覽策劃

當前我國開放科學的主要政策需求圍繞著開放獲取、數據基礎設施、科技創新產品傳播與應用,以及我國如何融入全球開放科學框架、FRP如何加強政策工具的多樣性。創建和實施這些開放科學政策的主要挑戰是能達成我國關鍵參與者的共識、政府提供財政支持,盡快實踐全球開放科學行動。我國現行較多的開放科學相關政策主要是科學治理政策,這是我國舉國體制的天然優勢,因此,建議當前優先建立我國開放科學的關鍵政策及其治理策略。

制定國家開放獲取政策策展,采取適當靠前、強制性、全球思維的策略。從知識產生的資助源頭入手,要求政府資助的成果開放獲取,強制存儲入國家知識倉儲系統、機構知識庫。從知識交流源頭入手,建立預印本政策,倡導所有論文在國家預印本平臺預發布,縮短科研產出的開放時間。從知識傳播源頭入手,加速我國科技期刊的開放出版轉型,建立適廣告設計應全球的期刊開放出版規范、數據政策、合理的 APC 政策。從知識運用效益入手,建立開放教育資源和科技資源的公益平臺,匯聚開放課件、講座報告、學術報告,讓所有人得到公平教育、平等獲取知識的機會。基于以上行動,發出全球開放獲取倡議,推動全球科技資源的開放共享合作。

制定開放數據政策,采取全球價值優先、適當強制、基礎設施化等策略。在 2015 年施行的《國家安全法》、2017 年施行的《網絡安全法》、2021 年通過的《數據安全法》等基礎上,我國急需構建國家科學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制度,發力適當靠前且具有更高效力。由國家牽頭制定,明確開放數據基礎設施的要求、原則、涉及領域和行業,要求各利益方落實并細化措施,在一些關鍵領域建立數據共享的強制措施。建立開放數據國家共享中心,通過頂層設計、統籌管理來提高數據的增值能力、國際合作創新能力。

構建開放科學成熟度評價體系,采取全球持續監測策略。加快科研產出評價體系的創新建設,將評價的科研產出類型擴展到科學數據、開放交流能力、創新產品,評價對象除了個人更是科研群體。基于開放創新場景中的幾個關鍵環節,建立開放科學成熟度評價指標及動力學發展模型,用于我國開放科學推進監測、全球態勢監測。

構建符合我國科技創新規律的開放科學政策體系建議

建議緊扣“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目標,將開放科學政策納入我國科技創新政策范疇中,基于我國科技創新政策框架,圍繞本文 4.1 節中提出的 3 個政策方向重點,提出涵蓋科創要素、科創主體、科創環境、科創環節 4 個維度的我國開放科學政策體系框架(圖 8)。我國開放科學政策體系框架將繼續在科創要素的人才培育與使用管理、設施設備,在科創環境的國家合作,在科創主體的投資者(公共資助)等方面施力并加強創新;需要盡快補上“短板”,包括:在科創要素維度,明確方向重點及相關國家政策的制定;在科創主體維度,推動當前仍比較薄弱的研究院所、高校這 2 個開放科學關鍵主體參與開放科學并盡快投入實踐;在科創環節維度,重塑開放科學創新流程,增加開放科學對我國科技產業高地的高質量發展和新生態構建的價值;在科創環境維度,產學研協同轉向聯合科技攻關,直接完成科研產出的創新產品實現與應用,并融入智慧城市、長三角等區域創新發展。

適應《建議書》的我國開放科學政策行動建議

建議我國積極參與全球開放科學治理,基于前文構建的我國行動推進指標、我國開放科學政策體系,建立我國適應性的開放科學政策行動框架(表 2)。

以國家開放獲取政策的制定和具體行動為例。基于以上的行動框架,以“國家體系,分階段推進,學界主導,重點機構先行先試”的推進方式,來開展我國開放獲取政策建設:發起《公VR虛擬實境共資金資助科研成果的開放獲取倡議》。聯合資助機構、科研機構、學術團體發起該倡議,呼吁中國公共資助科研成果要求提供公益服務、全球開放獲取,建議分類分級實現立即開放獲取,推動科學界達成開放獲取共識。發布中國開放獲取政策綱要,各相關部委發表聲明、發布開放獲取政策。各部委下的科研機構、高校、科研團隊等提出實施細則并宣傳落實。④作為國內主要科研資助機構、主要科研機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科學院開展先行先試。例如:更新 2014 年發布的開放獲取聲明,對公共財政資助的科研產出制定年度 OA 比例目標及具體行動。制定配套政策及服務的實施細則,包括公共資助成果預發布實施細則、公共資助科研論文成果登記存繳和服務細則等。支持公益科技資源平臺、開放獲取平臺建設,支持國家科研論文與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臺建設,設立對機構、團隊和個人的開放創新獎勵機制。

總結與展望

開放科學是一項全球互動裝置事業,也是一項科學工程。我國開放科學發展將遵循科學發展規律,面向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目標,根據我國法律法規、公眾意愿,來推進中國開放科學工作并參與全球開放科學治理。從政策內容角度,本文研究表明開放科學政策屬于我國科技創新政策范疇,特別之處在于開放性和包容度治理。我國已經明確 2050 年世界科技強國目標,我國舉國體制在人才、投資、平臺設施等方面的政策工具已經發揮出重大作用。結合我國開放科學實踐現狀,我國將可能通過整體規劃與布局,從多元主體參與、開放科學流程重構、基于全球化開放數據基礎設施、以全球創新產品的研發合作與應用為競爭力提升方式等,來構建全球開放創新生態。本文主要研究我國開放科學政策體系框架,沒有著力于闡述具體政策內容,也沒有從長期規劃角度做政策體系的演進研究,這是后續待研究內容。

(作者:楊衛、常若菲,浙江大學;劉細文、黃金霞,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肖曼,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鄭新曼,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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