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企業基礎研究。2018 年印發的《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要“引導企業加強基礎研究，提升市場競爭力”，包括引導鼓勵企業增加基礎研究投入，支持企業舞臺背板與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研發機構和聯合實驗室，鼓勵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之間合理流動等。2022 年 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平面設計強基礎研究，突出原創，鼓勵自由探索”“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發揮科技型骨干企業引領支撐作用”。2023 年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基礎研究進行第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進一步強調了科技領軍企業“出題人”“答題人”“閱卷人”作用。
國際經驗表明，企業基礎研究既有利于實現突破式創新、幫助企業在市場上獲得先發優勢，又有助于增強企業對外部知識的吸收利用能力、幫助后發國家實現彎道超車。當前，我國企業正在向價值鏈高端躍升，面臨從“逆向工程”到“正向設計”的挑戰。加上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實施的技術封鎖，我國更是迫切地需要加強基礎研究，解決“卡脖子”問題背后的科學問題，進而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把握技術新方向。這不僅是國內企業提高自身國際競爭力的關鍵，而且是我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基礎。
從當前實踐來看，我國企業基礎研究仍存在著明顯不足，表現在：企業用于基礎研究的研發經費在研發總經費中占比過低，提交《專利合作條約》（PCT）專利申請的企業比例還處于低位水平，企業發表科技論文數量與美國的差距明顯，等等。2022 年，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達 30 870 億元人民幣，較 2021 年增長品牌活動 10.4%。其中，基礎研究經費為 1 951 億元人民幣，在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中的占比為 6.32%，較 2021 年反而下降了 0.18%。從投入結構來看，2019 年我國中央政府投入基礎研究的比例約為 28%，已接近美國聯邦政府 32% 的基礎研究投入比例；而企業用于基礎研究活動的經費支出尚不及其研發經費總支出的 1%。因此，未來我國基礎研究潛在增長攤位設計的巨大空間主要在于對企業基礎研究潛力的發掘。
本文在概述我國企業基礎研究現狀的基礎上，通過對實際問題的分析揭示政策需求。從創新系統觀出發，圍繞企業開展基礎研究的動力和能力分析問題及制約因素，以完善政策體系為目標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有助于避免政策的碎片化、增強政策對企業基礎研究的體系化支持。
深刻認識當前我國企業開展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從國家創新體系來看，企業基礎研究是提升系統整體效能的關鍵
根據《弗拉斯卡蒂手冊》中的解釋，基礎研究是為了獲得關于現象和可觀察事實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識而進行的實驗性或理論性研究，不以任何特定的應用或使用為目的。早期學者并不將企業視為基礎研究的主體。如 Arrow和 Nelson認為，基礎研究具有很強的公共產品屬性和外部性，這與企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相悖。但隨著科學與技術雙向互動的特征愈發突出，許多基礎研究呈現出明顯的需求導向。基礎研究開始被劃分為純基礎研究和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其共同特征是提供新的知識和方法，區別在于前者往往產生重大的科學思想，后者則會催生技術變革、帶動新興產業的發展。
基礎研究是技術創新的根本驅動力，其根本性的進展往往意味著重大的技術創新機會；如果沒有基礎研究，技術創新與突破、應用與開發就成為無源之水。許多重要的產品都是在基礎研究取得突破的基礎上產生的，基礎研究為搶占產業制高點提供了有力的支撐。特別是隨著高技術產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信息、生物等高技術產業的發展都根植于基礎研究的發展。近年來，學者們觀察到企業愈發重視內部基礎研究活動，許多企業建立研究實驗室，這不僅提升了企業自身的科技競爭力和創新績效，也有力推動著產業創新和社會進步。
對中國而言，企業開展基礎研究是提升我國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關鍵。①企業在識別關鍵共性技術問題、策源突破式創新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應用導向基礎研究要求從市場需求、工程需求中提煉科學問題，而企業是距離市場和工程最近的主體，了解產業難點和痛點，提煉的基礎科學問題更具針對性、更具應用前景。發揮企業在基礎研究問題識別中的作用，有助于凝練更多應用導向的真問題、好問題。②企業資助基礎研究有助于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使用效率。理論與實踐表明，市場機制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而企業正是按照市場機制配置研發費用，具有優化流動方向與配置結構的天然屬性。同時，企業研發費用的限制性條件較少，使用更加便捷、靈活，監管和交易成本較低，能夠最大限度提高經費的使用效率。③企業組織基礎研究有助于促進產學研合作，真正實現不同主體的有機聯結和體系化運行。企業牽頭組織基礎研究，高校和科研機構提供人才、設備和技術支持，有利于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真正解決科技和經濟“兩張皮”的問題，提高創新體系的運轉效能。
特別是中央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穩定器”和“壓艙石”，承擔著建設我國戰略科技力量和原創技術策源地的責任和使命，理應加強應用導向基礎研究，增強基礎研究對產業升級的支撐力。部分科技型中央企業，更是擁有相當規模的科研隊伍、實驗裝置和研究基地，在行業基礎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積淀，應當結合國家重大工程和高端裝備應用需求，在產學研合作中發揮牽頭作用。
從發展階段來看，開展基礎研究是當前我國企業創新能力提升的迫切需求
基礎研究在兩個方面助力企業實現趕超和領先優勢。①基礎研究增強了企業對外部知識的吸收利用能力，有助于后發國家的企業實現追趕跨越。根據吸收能力理論，基礎研究在企業學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幫助企業消化、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識，提升了企業的吸收能力。基礎研發投入高的企業能夠形成識別機會和消化吸收利用全球知識的能力，從外部知識溢出中獲益。這將產生基礎研究的正反饋激勵機制，進一步激發企業研發投入的熱情、促進企業創新。②基礎研究有助于形成新的技術軌道，促進企業的突破式創新，幫助企業在市場上獲得先發優勢。Mansfield對美國 70 家公司的調研分析顯示，如果沒有基礎研究，15% 的新產品和 11% 的新工藝無法被開發出來。Higón對西班牙制造企業的實證研究表明，基礎研究能夠提高企業開發全新產品的領域，創造重大的商業機會。我國學者也通過實證分析證實了基礎研究能夠幫助企業打破技術難題，變革原有的技術路線，發現和把握新的技術機會，從而提升創新績效。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我國企業主要通過“引進、消化和吸收”實現技術進步，技術開發以逆向工程為主，較少開展基礎研究。但隨著企業發展、人力成本上升和國際形勢變化，企業開展基礎研究的需求愈發迫切。①引領方向。部分科技領軍企業已進入“無人區”，亟須尋找未來方向、為可持續發展做好技術儲備，從而增強國際競爭力。這就需要強化基礎研究來加深對客觀事物、現象的規律性認識，從而開拓新的知識領域、發現顛覆性創新的機會。②突破瓶頸。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和出口管制，企業更加需要通過自主創新來突破技術瓶頸。從“逆向工程”轉入“正向設計”，要求企業厘清技術底層原理、有能力解決或合作解決背后的科學問題，這必須倚賴于基礎研究。③吸引和培養人才。開展基礎研究有利于吸引和培養高水平研發人才，而人才是支撐企業整合創新要素的關鍵。二十大報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加快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形成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人才隊伍，需要企業加強基礎研究布局。
我國企業基礎研究的現狀：特征與問題
近年來，我國企業基礎研究經費支出和產出均持續增長，顯示出越來越高的基礎研究參與度。但同時，企業基礎研究經費在全部研發支出中的占比過低、規模過小，申請高質量專利的企業數量較少。總體上，企業在貫徹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科技自立自強戰略中所暴露的基礎研究落后問題仍比較突出。
企業基礎研究執行經費增加，但占比依然偏低
企業基礎研究經費穩步增加，增速快于企業研發總包裝設計支出。從研發支出總量來看，我國企業的研發支出持續增長，2021 年研發經費規模達到 21 504.1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5.2%，是 2011 年的 3.27 倍，占全社會研發支出的比例近 77%（圖 1）。2015 年以來，企業基礎研究支出規模呈現快速增加態勢，2020 年企業基礎研發支出達到 95.6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8.32%，是 2015 年的 8.39 倍。2011—2020 年的 10 年間，企業基礎研究的復合增長率達 29.38%（圖 2）。
企業基礎研究支出占其研發總支出的比例過低。近年來，企業基經典大圖礎研究支出規模雖有快速增加，但從結構來看，企業研發經費中用于基礎研究的占比過低。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2020 年中國企業支出的研發費用規模為 4 469 億美元，位居世界第 2，與第 1 位的美國相差 961 億美元，高出第 3 位的日本 3 100 億美元（圖 3）。然而，同一時期，國內企業基礎研究經費支出僅為 22.9 億美元，占研發總支出的比例低于 0.6%；企業基礎研究經費只相當于美國企業基礎研究經費（353.9 億美元）的 6.47%，也不及日本和韓國企業的 1/4（圖 4）。過低的基礎研究支出制約著我國企業關鍵技術研發能力和學習能力的提升，使得我國在產業上核心零部件的對外依存度高，產品的附加值低，在全球價值鏈的“垂直分工場地佈置”地位偏低。
企業基礎研究支出在全社會基礎研究經費總支出中占比過低。從我國基礎研發支出來看，高校和科研機構是基礎研究的主體，2020 年企業基礎研究支出在全社會基礎研究支出中的占比僅為 6.52%，發揮作用很小。同期，美國（32.59%）、日本（47.07%）和韓國（57.54%）等國家的企業在全社會基礎研究支出中的占比遠高于我國，不同類型的創新主體更加均衡地參與到基礎研究之中（圖 5）。較低的企業基礎研究參與度導致較低的企業創新人形立牌能力和吸收能力，不利于產學研合作效率的提升。
企業基礎研究產出不斷增加，新知識貢獻度仍待提高
從發明專利產出來看，科技領軍企業表現亮眼。如表 1 所示，我國 PCT 專利申請量持續攀升，2019 年首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 1。此后，2020 年和 2021 年我國 PCT 申請數量分別為 6.87 萬件和 6.95 萬件，持續位居世界第 1。2021 年，已有 13 家企業躋身全球企業 PCT 專利申請數量前 50位（圖 6）。頭部科技型企業在 PCT 專利申請方面表現亮眼：華為以 6 952 件申請連續 5 年位居榜首，OPPO 廣東移動通信（2 208 件）和京東方（1 980 件）分列第 6、7 位，另有 10 家企業進入前 50 位。
申請PCT專利的企業占比依然偏低。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出版的《2020 中國專利調查報告》，2019 年向境包裝盒外提交專利申請（含 PCT）的企業占比僅為 3.7%，96.3% 的企業沒有向境外提交專利申請。其中，大型企業向境外提交專利申請的比例為 14.8%，明顯高于中小微企業（表 2）。由此可見，國內企業中具備一定研發實力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占比顯著偏低。
我國企業發表論文數量持續提升，但仍遠落后于美國企業。2010—2021 年，我國企業發表科技論文⑤的數量從 0.38 萬篇提升至 1.79 萬篇，在我國論文總數中的占比從 2% 左右變化到 2.5% 左右。置身全球企業范圍來看，我國企業在全球企業發表論文中的占比逐步提高，從 2010 年的 5.14% 提升至 2021 年的 19.89%，顯示出我國企業在世界企業基礎研究中地位的提升。但與美國企業相比，我國企業論文發表差距依然巨大。2021 年美國企業發表論文 4.00 萬篇，占美國論文發表總數的 4.91%、全球企業論文總數的 44.53%（圖 7）。數據差異背后揭示出我國企業在基礎研究能力上仍明顯落后，在前沿探索支撐領先創新上仍需加快努力。
“動力—能力”框架下我國企業基礎研究的制約因素分析
企業基礎研究的“動力—能力”框架
展場設計企業開展基礎研究是動力和能力共同作用的結果。當企業既有意愿也有條件或能力時，才會真正開展基礎研究活動。
動力是企業基礎研究意愿的決定因素。經濟學者一般強調，動力源于市場競爭壓力。無論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會為了獲得新商機贏取超額利潤而開展前沿探索。這對于競爭機制發揮主要作用、市場發育較成熟的領域而言是適用的。但在一些自然壟斷或行政壟斷的領域，政府對企業創新的要求也可能是更直接推動企業從事基礎研究的關鍵動因。企業基礎研究具有應用導向特點，研究成果經常體現為突破性發明，因此，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保障企業能夠從基礎研究成果中獲取收益、激勵其不斷開展基礎研究的關鍵，也構成了企業基礎研究動力的重要內容。
能力是企業開展基礎研究的條件基礎。能力包括投入能力、人才/知識儲備等。基礎研究具有長期性、不確定性等特點，而企業普遍投入不足。為支持和引導企業加大投入，各國政府主要采取稅收優惠、科技項目等方式為企業提供補貼。開展基礎研究需要高層次人才和大科學裝置或儀器設備等關鍵資源，企業獲取這些資源的途徑主要是與高校和科研機構進行合作。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構建了企業基礎研究的“動力—能力”框架（圖 8）。
從動力來看，面臨發展階段和政策激勵不足的雙重制約
大部分產業競爭尚未進入依靠原始創新的發展階段。企業開展基礎研究的動力源自市場競爭，基礎研究是為構筑未來競爭優勢而進行的高風險投資活動。只有當技術創廣告設計新成為產業競爭優勢的源泉，企業進入“無人區”，需要通過突破技術發展瓶頸來獲得“創新租”和拓展發展空間時，才有足夠動力投入基礎研究進行原始創新。從我國產業發展現狀來看，大量大圖輸出新興技術創業企業的記者會基礎研究實際是在大學或科研院所完成，競爭較為激烈的信息制造產業的頭部企業投資基舞臺背板礎研究，部分互聯網平臺企業獲得巨額利潤，也開始投入資源布局基礎研究，但絕大多數企業在生存壓力下缺乏投資基礎研究的條件和動力。國有（中央）企業依然具有因制度優勢獲得利潤的空間，開展基礎研究的內生動力不足，研發活動以逆向工程和集成創新為主。
國有企業績效考核評價對基礎研究的壓力傳導不夠。在我國，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在推動科技創新方面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建立科技創新考核評價制度，是推動國有企業（中央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指揮棒，也是促使企業加強基礎研究的壓力傳導機制。2023 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進一步將中央企業經營指標體系玖陽視覺優化為“一利五率”道具製作，其中“五率”分別是凈資產收益率、營業現金比率、資產負債率、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全員品牌活動勞動生產率。場地佈置其中，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和全員勞動生產率都是側重科技創新的考核指標。在展覽策劃《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辦法》中提到“對科技創新取得重大成果的企業，在年度考核中給予考核獎勵加分，并適度擴大科技創新獎勵加分范圍”。但實踐中，經營業績指標依然是考核核心，造成很多中央企業領導班子囿于階段性的經營業績考核壓力，選擇“四平八穩”的工作方式，不愿嘗試對基礎研究的探索，而傾向于將研發活動集中于集成創新和亮點工程。在考核指標中缺乏對基礎研究相關指標的精準設計，未能將國家引導企業加強基礎研究的部署轉換為壓力約束，導致我國中央企業的基礎研究推進工作相對滯后。
引導企業加強基礎研究的需求采購政策未能有效發揮作用。政府采購活動佈置是引導企業投入基礎研究的重要舉措。美國政府善于通過政府采購引導企業投入前沿技術研發。例如，美國的洛克希德·馬丁、波音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等公司，多年連續獲得美國國防部或航空航天管理局的高額采購合同，圍繞政府要求進行顛覆性技術和產品研發。而在我國政府采購政策中，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采購的政策落實還需加強，同時仍缺乏研發服務采購及相關知識產權規范。甚至還有民營企業反映，政府采購中存在通過指令性限制將其排除在外的現象。
知識產權制度對基礎研究產生的重大原創成果的保護不夠。一方面，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戰略上聚焦新興領域應該保護什么、怎么保護以及保護的市場范圍等缺少整體部署。另一方面，知識產權保護在審核周期、保護形式以及侵權成本等方面，對突破性成果的有效保護不足。例如，發明專利審核周期大都超一年半時間，對創新的快速反應不夠；企業基礎研究成果與商業利益緊密相關，往往不宜公開而適用于技術秘密來保護，但目前國內技術秘密的法律地位較弱，保護力度有限；此外，國內知識產權侵權成本低展覽策劃，維權成本高，非常不利于激勵企業投入基礎研究。
從能力來看，人才制約問題突出，產學研合作基礎研發較少，難以利用科研基礎設施
基礎研究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的高端研究人才，這類人才匱乏是企業普遍反映的最關鍵的制約因素。近年來，國家科技計劃指南編制越來越重視邀請產業科學家參與，但當前我國絕大多數企業尚不具備提出科學問題的能力，不能將技術需求轉化為科學問題，甚至部分行業領軍企業雖有意愿投入基礎研究，也面臨著不知道投什么、怎么投、不敢投的困境。研發人才質量，決定了企業基礎研究能力水平。然而，當前企業對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力正在減弱。許多科研人員擔心到企業從事研發工作，容易造成“學術掉隊”。此外，激勵科技成果轉化的收益分配政策在企業落地難，使得科研能力較強的人才更加不愿意到企業就職。人才供需結構也制約著企業的人才隊伍建設。大學學科設置過細，人才培養太“專”，不能為新興領域的企業提供所需復合型人才。據儲能電池、高端醫療器械設備等領域的企業管理者反映，企業所需的具有復合交叉學科背景的人才供給嚴重不足，并指出高校培養的研究生缺乏快速學習和知識整合能力，不能滿足問題導向的快速研發需求。
政策補貼企業基礎研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品牌活動有待提高。一方面稅收優惠和科技計劃等補貼政策不能精準引導企業加強基礎研究。各國通過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稅額抵免等優惠舉措，有效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但同樣政策工具用于激勵企業基礎研究活動時，在落地實施的精準性和便捷性上都面臨巨大挑戰。實際操作中，把研發人員和經費投入劃歸到不同類型的研發活動，不僅會提高企業申報成本，而且可能產生數據不實等政策扭曲風險。通過重大科技計劃引導企業投入基礎研究，也面臨執行困難。支持企業開展原創研發的任經典大圖務分解和企業遴選機制尚不健全；對財政資金使用的嚴格審計要求，顯著降低了實力較強企業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的積極性。2020 年，中國企業執行的來自政府的研發費用為 126 億美元，占企業總研發費用的 2.81%；同期美國企業則執行了 212 億美元來自政府的資助，占企業總研發費用的 3.90%。
產學研合作研發未能有效帶動企業基礎研究能力提升。與學術界合作，是提升基礎研究能力的重要途徑。全球來看，中國高校和政府科研機構來源于企業資助的研發費用規模都是最多的。2020 年中國高等教育部門獲得企業資助的研發費用總額為 159.38 億美元（當期PPP），相當于美國（43.76 億美元）的 3.6 倍；公立科研機構獲得企業資助的研發費用總額為 45.19 億美元（當期 PPP），遠高于位居第 2 的德國的 20.68 億美元（當期 PPP），美國則僅為 1.99 億美元③。然而，從合作方式和活動內容來看，企業與高校和科研機構合作多為委托研發大型公仔，圍繞企業需求合作開展基礎研究很少。部分原因在于合作雙方的目標不一致，企業希望解決決定產品競爭力的關鍵技術問題，而高校、科研機構則更關心論文產出，導致合作效果不好。另有部分原因則是合作研發中或因師生關系或因企業研發能力弱等造成企業話語權偏弱，很難主導研究記者會方向和過程。
當前財政性資金投入形成的科研基礎設施與研究數據，在支撐企業基礎研究能力提升方面未能充分發揮作用。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平臺、科研儀器場地佈置設施開放共享程度仍不高，大部分企業無法利用這些平臺和設施，造成企業基礎研究仍面臨較高門檻和成本。另一方面，開放科學尚處于起步階段，企業缺乏相關渠道獲取由財政經費支持的科研項目所形成的數據和成果，難以在已有成果基礎上開展適應企業需求的基礎研究。
進一步完善支持企業基礎研究的政策體系
基于“動力—能力”分析框架對我國企業基礎研究存在問題的分析，建議多措并舉，依據產業和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分活動佈置類支持。加大需求牽引，激發企業基礎研究的內生動力；促進開放合作，通過完善企業基礎研究的要素供給和配套支持來增強企業的基礎研究能力。
分類施策，針對產業特征制定差異化的企業基礎研究引導策略。加強產業政策研究，依據產業發展階段和國際競爭位勢，形成科技計劃、平臺建設、稅收優惠、知識產權保護等政策工具的不同組合。對尚處于培育階段的新興產業，促進共建產學研合作研發平臺，加大人才供給、條件支撐，并通過政府采購創造需求。對已形成一定規模的優先發展產業領域，重視運用科技計劃支持企業牽頭解決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問題。對發展較為成熟的產業，減少政府直接干預，主要運用稅收優惠政策，激發企業建設基礎研究平臺的內在動力。
支持企業與高校院所合建實驗室，探索人才自主培養和使用新模式。借鑒美國科學基金會支持“產業/大學合作研究中人形立牌心”和德國聯邦教研部支持“研究園計劃”的做法，建議中央科技計劃中設立專項支持大學、科研機構與企業共建合作實驗室。依托共建實驗室，面向產業前沿及時調整學科設置，不斷優化交叉融合學科方向，完善企業參與高校人才培養的方式和途徑，以培養滿足企業需求的專業人才；完善大學、科研機構與企業間人才的雙向流動制度，鼓勵科研人員進入企業開展研發活動；加強對企業研發人才的榮譽激勵，擴大國家科技進步獎的規模和序列，將評獎向企業傾斜。
改進企業承擔重大科技項目的選題、組織、評審和決策機制。①完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形成機制，發揮企業“出題人”作用，厘清“卡脖子”技術及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引導企業建立中長期技術布局和儲備、短期目標與中長期目標相結合的規劃。②支持科技領軍企業牽頭重大科技項目研究，發揮“答題人”作用，引導中小企業參與重大科技項目的研發任務，完善重大科技項目組織、申報、評審和決策機制，簡化和減少不必要的程序和審計要求。③推廣中央企業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委”）共同設立聯合基金的模式，鼓勵科技領軍企業包括民營企業與基金委面向國家需求聯合設立專項基金，支持產業基礎共性技術研發，鼓勵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聯合申請。
促進科研基礎設施的共享和科技成果的共享。強化大科學裝置、科研儀器設備平臺、科學數據中心等科舞臺背板研基礎設施的共享評價考核，加大對企業使用科技基礎設施的補貼，為企業開展基礎研究提供科研基礎設施的支持。加快推動財政性資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的匯交和分類分級管理，在保證科技安全的前提下，促進科技成果的開放共享。
加快健全激勵企業開展原創性創新的政府采購制度。①研究制定激勵創新的政府采購實施細則，加大以合同方式購買企業新開發的技術、產品或服務的資金投入。②完善與政府采購研發服務相關的知識產權政策，明確政府采購技術資料和軟件等的權利類型、范圍和時限等。③確保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公平參與政府采購競爭。
健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①持續引導企業提高知識產權戰略布局能力，綜合運用發明專利、技術秘密等多種知識產權形式建立保護體系。②加強技術秘密保護制度建設開幕活動，重視使用技術秘密保護企業基礎研究成果，完善技術秘密的審查，加大技術秘密保護力度。
（作者：溫珂、張寧寧，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李振國、游玎怡，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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